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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G7为例，翟学魂告诉记者，G7有超过700人的团队专门研究运输里面的算法。全球范围之内同行普遍只有200多人。“我们就是比他们要疯狂得多。”翟学魂说。物联网在中国物流领域落地的狂飙突进，从G7的业务扩张中也可见一斑。公开数据显示，G7服务的客户不仅包括顺丰、德邦、京东、亚马逊、通达系等快递、快运企业，也包括危化运输、汽车物流、保险等行业的大小客户。目前，G7服务的大小客户总共超过6万家，连接车辆超过90万台，而这个数据还在持续增加。

在我得出结论之前，让我们先检查一下我提到的收益报告的细节：正如我所强调的，去年SBC从51亿元增长到近70亿元，同比增长36%。虽然这并不是前所未有的，2014年和2015年的增长率要高得多，但这主要是因为公司上市，所以给员工股票期权的激励更大。如果我们只关注过去几年，我相信这几年最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对未来的预期，那么很明显，增长速度正在加快。

但利率出现了大幅下降。虽然从数量来看钱貌似没有以前多了，但从利率来看反而更宽松了。在去杠杆之后，中国的无风险利率出现了大幅下降，目前10年期国债利率仅为3.1%，而10年期国开债利率已经降至3.6%，均远低于过去10年的均值水平，而且距离历史最低水平也不远了。

一线城市加速改革广州并非孤例。今年1月和2月，北京和上海也都推出各自营商环境2.0版改革政策措施。深圳虽然没有直接动作，但是4月1日刊于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，广东省委副书记、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专门谈及营商环境并表示，尽管当前深圳营商环境全国领先，但改革还要再深化。

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总体而言，SBC应该与公司的总增长保持一致，将分配给薪酬水平的金额按百分比计算。如果我们看一下收入数据，这些数字似乎是合理的，它们的增幅几乎相等。这样做的问题是，从长期来看，一家企业的估值是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价值，而阿里巴巴的情况是，自去年以来，其运营收入仅增长了3%（看上面的损益表）。这意味着它给管理层的净收入比以前多了一个百分比，这最终意味着在长期内可再投资的资金减少了。

从微观的经验出发，我们的体会是穷人借钱往往只能找高利贷，而有钱人借钱就会很便宜，确实是钱少利率高、钱多利率低，在微观上货币数量往往体现为资金的供给，而资金供给与利率水平是负相关关系。但是在宏观上，货币的数量不单单是体现为银行的资金供给，还要反映经济的资金需求，而资金需求和利率则是正相关关系。而我们规范影子银行和政府隐性债务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减少了无效的融资需求。